重寻阅读的深意

世间读书人大抵分两类：一者如饕餮，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；一者如庖丁，目无全牛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。前者抱书若市贾屯粮，后者捧卷若老僧参禅。今人爱言“知识焦虑”，实乃饕餮之症候——藏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，架上尘埃厚过书中智慧。

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里反复强调读史需抱持“温情与敬意”，可惜这份心境已难寻踪迹。前日见一位朋友捧着电子屏读《诗经》，指尖滑动快似拨算珠，我打趣问他：“可曾听见‘关关雎鸠’的婉转啼鸣？”回应我的只有茫然神情。朱自清品鉴《楚辞》时说过：“字里行间要嗅得到兰芷芬芳”，而今人只快速瞥过电子屏幕，哪还有耐心细嗅草木幽香？
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有“三境界”之说，今可借喻读书：初阶者“独上西楼”，恨不能将天下书尽收眼底；中阶者“衣带渐宽”，始知学问如瀚海；高阶者“蓦然回首”，方悟真知在灯火阑珊处。

翻开厚重的《管锥编》，钱钟书引用刘勰“文果载心，余心有寄”之语，忽而想起沈从文埋首半生写就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当旁人讥笑他为一枚带钩耗费年华时，这位文坛赤子正用纹样作钥匙，叩开华夏文明的密码之门，如庄子所言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”，又如瞿同祖在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中为求证“刑不上大夫”，将千年律令条文细细比对，这般治学功夫在速食时代看来，倒像是隔着玻璃看匠人雕琢玉器。

读史者常有错觉：以为捧读《史记》便如太史公附体，实则往往沦为项王帐外执戟郎。张大可译《史记》文白对照本，序言提醒：“读《项羽本纪》，莫只顾热血沸腾，须察其分封之谬、刚愎之祸。”此言深得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”真味。曾见学生读《论语》，竟在“君子不器”旁批注“管理者需要全面技能”，这般解读如同将商周重器当作火锅炊具，实在令人无语。

梁漱溟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有妙喻：西方文化如勇士持矛，中国文化如老农荷锄。今人读书，却常将矛作晾衣竿，把锄当健身器。读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，若只识“差序格局”术语，不解“落叶归根”情愫，岂非买椟还珠？陈鼓应注《老子》时反复强调：“道法自然”绝非环保标语，实为治国安邦的深层哲学——这般提点，恰似拨云见日。

钱钟书说：“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。”这话恰能解释当下三大阅读顽疾：有人把《资本论》压缩成三分钟视频，有人专寻《金瓶梅》未删节本猎奇，更有甚者将《国富论》视作炒股秘籍。王亚南撰写《中国官僚政治研究》本为照鉴古今，今人却当作办公室权谋指南，这般错位岂不令人扼腕？杨绛在《我们仨》里记述女儿钱瑗抱病研读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医学注本，这般纯粹求知，恰似陶渊明“不求甚解”的现世回响。

曹雪芹“披阅十载”织就《红楼梦》，顾炎武“九州历其七，五岳登其四”写《日知录》，梁启超著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将乾嘉学派比作“用显微镜看古董”，今人读书缺的正是这副镜片。

书籍是智者留给世界的遗嘱，不应当快餐菜单翻阅。想到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口述完成《柳如是别传》，这般“以心为目”的阅读境界，岂是扫码听书能企及？冯友兰暮年重著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自谦是“旧瓶装新酒”，却不知这“旧瓶”早已熔铸着商周青铜的配方。所谓深意，不在书页厚度，而在心灵刻度。若想重拾阅读真谛，当效仿沈从文从刺绣纹样读取文明基因，学习费孝通在乡土肌理触摸华夏脉络，方不负先贤著书立言传世的良苦用心。

（子安）